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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監管: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礎
信息來源: 荊州市人民政府網 | 發布時間:2019-07-25 11:03

    商事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就是要放松市場準入,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實現寬進嚴管。目前,我國在寬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寬進的力度很大,尤其是我國對公司法進行修改,降低注冊資本門檻、從實繳資本制改為認繳資本制、從年檢制改為年報制等改革措施,極大地釋放了社會活力。但是,在以信用監管為基礎的事中事后監管方面,我們卻有很多的不足和缺憾。當前,我國亟需加強信用監管,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和商事制度的改革奠定基礎。

    商業信用:市場經濟的基石

    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信用是連接市場交易、市場投資以及政府監管的一個重要紐帶,也是市場交易和投資的基礎。放寬市場準入,意味著國家全面肯定每一個社會個體的自由營商權,商事主體可以根據價格信號和競爭規律,追尋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樣一種市場運行機制,就需要社會個體按照自我責任的要求,更加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也對交易對手和社會公眾負責。由此,信用成為了市場經濟運行的重要基礎,也是對市場主體至關重要的制約機制。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當然要對自己的信用負責,政府不再為其信用進行“背書”。但是,基于現實社會中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道德風險等市場失靈行為,就要求有相應的信用披露和信息發現機制,從而降低交易雙方的信息搜索成本,使社會能夠對交易主體的誠信狀況形成一種無形的社會評價。因此,放松市場準入,對市場主體誠信經營的要求更高,對社會監督和信用監管的要求更高。在政府放松市場準入管制之后,我們唯有借助于信用機制填補政府退出之后的監管空白,才能真正促進企業誠信經營提高交易效率、實現交易安全。

    信用監管:事中事后監管的核心內容

    在當前商事制度改革過程中,如果不加強信用監管以及其他事中事后監管措施,市場運行可能產生“雙弱化”的問題。一方面,公權力對市場準入干預明顯弱化,這本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監督和事中事后監管并未及時跟上,交易安全的?;た贍艸氏秩躉奈侍?。在現實中,有的企業擅自改變經營地址和聯系電話而不及時變更,導致登記的營業地址和聯系電話與實際情況不符,出現了企業“失聯”的問題;在年檢制改為年報制之后,企業不按期報送年報的問題比較突出,而不公示年報信息,就意味著社會難以了解這些企業的基本經營狀況,危害交易安全。因此,當我們在寬進方面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仍需加強嚴管,通過信用機制強化社會監督和信用監管,維護交易安全。由是,信用監管應當成為事中事后監管的核心和基礎。

    加強信用監管:商事制度改革的重點

    在當前商事制度改革中,信用監管應當成為重要改革的內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夯實社會的信用基礎,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根據我國當前信用監管的實際情況,我國信用監管亟需解決如下問題。

    一是強化監管部門的職責職權。在我國商事制度改革過程中,對于商事登記及信息公示的法律本質存在著不同的認識。有的強調商事登記的私法屬性,認為商事登記和信用信息公示本質上是對市場主體自由自有營商權的一種確認,相應的立法和制度具有私法屬性。因此,主張政府放松對登記和公示的管制。另外一種觀點,則強調商事登記所具有的公法屬性和政府的監管。商事登記以及企業信息公示制度雖然是對市場主體自由營商權的一種確認。但是,商事登記及相應的企業信息公示并不是非公即私的問題,而是需要在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保持平衡。當前,考慮到市場準入監管淡化后,事中事后監管和社會監督并未能同步強化的實際情況。加強公權力對信息公示的監管力度,仍然是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主要矛盾。從立法及經驗來看,公權力介入商事登記及企業信息公示過程,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比較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較多這樣的例子。公權力主體可以主動發起救濟,如澳門地區的檢察長可對無照經營行為申請司法清算;公司登記機關可以主動發起救濟,如香港特區對非正常經營企業進行除名的制度;利害關系人可以提出相應的救濟等。

    二是進一步強化信用約束。公權力既要借助于法定的企業信息公開等機制實施信用監管,也要借助于征信機制等市場化、社會的力量實施信用約束,對失信企業進行懲戒,對守信企業予以激勵。加拿大聯邦公司法和各省的公司法規定,企業披露基礎信息是公司的義務和責任,不披露將受刑事制裁或者予以重罰。當前,我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對企業信息公開的時候,應當是有限政府。不能事無巨細,都予以公開。政府對企業信息的公開,應集中于使公眾對該主體形成基本評價的信息方面,也就是政府只提供最基礎的主體信息和經營情況信息以及重大違法信息,而更加詳盡的信息則需要交易對手借助于信用中介機構去搜尋,并使社會能夠予以利用。

    三是進一步強化聯合懲戒。在企業信用監管方面,要重視政府的協作,實施聯合懲戒。所謂聯合懲戒,并不意味著各個行政主體可以打破現行的責任、義務和程序的制衡,而是要求各行政主體在自己的職能領域內,強化信用約束。在國際上,盡管在形式上并沒有類似于中國聯合懲戒這樣的實踐。但是,由于市場經濟演進的結果,一個人失信,必然會在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受到嚴格的信用約束。因此,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形式上沒有聯合懲戒的實踐,但是在實質上卻有著比我們更為強大更為有效的聯合懲戒。這種聯合懲戒,不僅僅來自于政府,更重要的是來自于強大的社會監督。

    四是進一步完善市場退出機制。公司具有正常的營業狀態,是企業繼續維持其主體資格的前提和基礎。因此,非正常營業的企業應當退出市場,從而維持交易安全。例如:根據我國香港特區《公司條例》,如果有證據證明,企業長期沒有營業活動甚至失聯的企業,則公司登記處的處長可以經過嚴格的法律措施之后,可對其注冊登記予以除名。在我國大陸目前進行的簡易注銷制度,也同樣符合這樣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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